刘震云 讲述一个羊逼死狼的另类喜剧 喜剧, 另类刘震云, 喜剧, 另类, 逼死, 讲述

星云

四川新闻网-成都日报讯：

　　徐梅/文

　　中影集团吹响了“中国作家电影”的号角，曾创作电影《手机》的作家刘震云肩负着领头重任，由他编剧的电影《我叫刘跃进》作为今冬贺岁片，打出了“作家电影”第一炮。

　　叙述

　　依照导演冯小刚的回忆，多年之前，王朔在颐和园第一次与刘震云见面。刘震云带来一个10集的电视剧剧本——《一地鸡毛》。

　　刘走后，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看剧本，夕阳将下，王朔走进冯小刚的房间，把本子扔在桌上，幽幽地说了一句，“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。”

　　多年后，刘震云坐在记者面前听这个段子，笑得含蓄，他说，“如果王朔真这么说过，我愿意说，在用汉语写作的人当中，对我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王朔。”

　　这个青年时代写过《塔铺》《新兵连》《单位》《官场》《一地鸡毛》等中短篇的小说家，迈入中年后，拿出了《故乡相处流传》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《故乡面和花朵》3部长篇。

　　与影视圈的牵手，使他近些年来的身份更加复杂了一些，他和冯小刚、王朔，一度被称为影视圈“铁三角”，冯小刚也毫不讳言，“有两位‘爷’托着我，一个是王朔老师，另一个就是刘震云老师。我是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，来完善我的电影。”

　　与冯小刚合作推出了《一地鸡毛》《手机》之后，传说中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也将在明年年底正式开机。

　　再度合作之前，两人为今年的贺岁档各自忙活，冯小刚拿出了《集结号》，刘震云则担纲制片人和编剧，年底推出电影《我叫刘跃进》，成为中影集团打造的“中国作家电影”的第一炮。

　　写小说就是“一门手艺”

　　对于刘震云的跨界，业界各有说法。“一个写小说的，没事儿老往影视圈扎，隔三岔五还在电影上露一小脸儿，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不踏实。”他笑呵呵地说，“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？出席个活动，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？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，小贩说，‘大哥，麻烦您给递个秤。’捎带手的事儿，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？”

　　他很爱拿自己的农民出身说事儿，喜欢拿祖辈的乡野生活经验作为现实参照。

　　“我生长在河南一个特别小的村庄，庄子叫老庄，这名字是我外祖父取的。这是一块盐碱地，维持生计的惟一办法就是熬盐，拿盐去换粮食。我外祖父不仅熬盐，还熬碱，他推着车去卖，吆喝‘老刘家的盐来了’，也吆喝‘老刘家的碱来了’，熬碱没耽误熬盐，熬盐没耽误熬碱。”

　　他把写小说比作“一门手艺”，“一个人不看小说，不看电影，他死不了，别觉得这事儿有多大。”既是门手艺，则艺不压身，“你会打狗也会撵鸡、会吹笙又会敲梆子、会钉皮鞋，也会嘣爆米花，这都不是坏事。”

　　短篇小说《塔铺》发表于1987年，这篇小说为他赢得了1987—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　　“现在看，这个作品不见得写得有多么好。”它的真正价值，在于让他“第一次通过写作，找到了自己跟世界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关系”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他有相当长的痛苦期，“上世纪80年代，老一辈作家关心的事儿是改革，中国向何处去，人民的疾苦，历史的反思。”年轻人学着前辈去思考，一支笔沉重得提不起来，“我每天发愁怎么改革，怎么反思，怎么思考历史的出路，最后觉得要是文学这么写的话，对于我真是没有任何乐趣。”

　　《塔铺》里他放弃了对这些大命题的追问，写了很多小时候刻在心里的感触和记忆，比如乡间暮色如何升起，比如乡间女子粗壮的身体和脸上细长的绒毛。

　　小人物，大感觉

　　打开自己与世界的认知通道之后，写作变得轻松愉快起来，《一地鸡毛》《官人》等作品喷薄而出，为他赢得了“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”的大帽子。

　　1999年，他推出长篇力作——200万字的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，这个大部头花了他8年时间。

　　他对写作环境没有什么特别要求，很多作品都是在《农民日报》的办公室里写成的。

　　自己写得愉快并不等于读者买账，《故乡面和花朵》推出后，曾有人戏言，全中国有耐力看完这部小说的人不会超过10个，真正能看懂的不会超过3个。

　　朋友也说，“好好的写这些干嘛？就照着《一地鸡毛》的路子写下去！”

　　“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和我以前的作品非常不一样。过去的写作，像《一地鸡毛》等主要是现实世界打到心上，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情感。过了30岁之后，我就特别向往一种非经验的广阔和深厚。”

　　他笑起来，说也不是不想接着《一地鸡毛》，再写一篇《一地鸭毛》，“问题是我已经离开了写《一地鸡毛》的状态，往前走着走着，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。而读者的心态好像是去火车站接人，总想见到熟悉面孔，对陌生人有种本能的抗拒。”他说，自己是不在乎外界评价的，“我一路都是在非议中走过来的。”

　　《一地鸡毛》刚发表的时候，有老作家当面批评，“你这是小说吗？小说能这么写吗？没有任何结构，没有任何冲突，也没有起承转合，这完全就是小林（小说主人公）一家的生活流水账。”

　　“小人物，大感觉”，这是刘震云自己总结的作品的基调。《一地鸡毛》投拍前，刘震云找到冯小刚说，“我写的不是凡人小事。写的是凡人大事。”

　　“虱子多了不怕咬，我被人说惯了，无所谓了。”采访那天他穿件中式黑袄，把手袖起来，说自己这些年生生从一个老实听话的农村孩子变得逆反了。

　　最新同伴刘跃进

　　30岁之后，刘震云说自己再没有了写作的焦灼和紧张感，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个个知心，写起来再不拧巴拘束。

　　“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，也许本来就是亲人，在这个路口相遇了，‘大哥，哪里去？’原来都是去汴梁。吸烟说话，又投脾气，于是结伴而行。走着走着，更熟了，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。到了汴梁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揖手而别。过了多少年，再相互想起，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，‘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？’”

　　因为要写的恰是那个阶段的精神同路人，所以这故事讲起来就轻快，“如果整天憋着，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，肯定拧巴。”

　　厨子“刘跃进”是他最新的同伴，“一个河南厨子，做胡辣汤和羊肉烩面。”当烩面厨子是他小时候的梦想，刘跃进这个名字则是从他表哥那儿挪用过来的。

　　“刘跃进丢了个包，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。刘跃进找包时，又捡到一只包，包里有一个U盘，牵涉到另一个生活圈的几条人命，故事由此开始。这厨子本来是一只羊，在羊群里遇到点倒霉事，无意中闯到狼群里；狼该吃羊啊，万没想到，因为这只羊的出现，几头狼自杀了。”

　　他笑得狡黠，说这故事跟《手机》比更带劲儿，“手机是慢车，刘跃进是快车，还是D字头的。”

　　对于自己的“刘氏幽默”，他极有信心，“只追求哄堂大笑不是喜剧，真正的喜剧存在于生活的涡流中，甚至蕴藏于悲剧中。影片《我叫刘跃进》表现的正是一个人要尽力掌控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的尴尬状态。

　　他颇自得地将自己归为幽默的第四阶段，“我说的时候你也没笑，出门也没笑，回家还没笑，过了好长时间，偶尔想起来，你脸上也还没笑，但是你心里笑了，叫会心一笑，就是这个。”

　　对话

　　一只羊逼死了几头狼

　　问（以下综合记者和网友提问）:您把《我叫刘跃进》的剧情比喻为“一只羊逼死了几头狼”，为什么用“羊”和“狼”来比喻呢？

　　刘震云（以下简称刘）：这是一个比喻，《一地鸡毛》里面人物没有名字，就一个姓，就是老张，老李，姓张的在中国有几千万人，时间长了老张跟老张之间都差不多。接着我以男女为主题，更简单了，世界上就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到了刘跃进这里，世界上也只有两类人：一个是羊，一个是狼。当然这也不是我的创造，鲁迅先生也曾经概括过世界上有两种人：吃人的和被吃的。有的狼特别和蔼可亲，俗话就是“披着羊皮的狼”，但是世界上有的羊它又在装狼。比如单位看门的大爷，他确实是一个很善良的大爷，但是一个人进单位，进公司，他就装腔作势，这就是在装狼，所以还有一句话就是“装大爷的狼”。

　　问：可以说羊和狼在这个问题是一个强烈的对比？

　　刘：一个是对比，另外每个人身上他既是羊又是狼。有时候羊会向狼转化，狼也会向羊转化，更大的喜剧是什么呢？我们经常在身边看到有时候他转化了一半，这半张脸是狼，那半张脸是羊，这时候就会出现更多啼笑皆非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看见。

　　中国的确缺少原创作品

　　问：最近好莱坞的编剧闹罢工，因为抗议编剧作家的收入太低了，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　　刘：我觉得这肯定不合理。美国的编剧罢工肯定有他罢工的理由，肯定是因为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占,我看主要是物质利益受到了侵占。确实在电影这个行业里边，编剧的收入跟他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。编剧对一个电影的原始作用应该是电影前进的方向，包括能够走多远，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东亚还是在中国，编剧的收入确实不能跟明星相比，能拿到明星的1/10就不错了。我觉得本身这个事物是另一种拧巴。我更多的还是为别人来呼吁，我主要的任务不是编剧，而是作者。

　　问：李安曾在一次访谈中说，中国缺少原创作品。准确说，中国缺少高质量的原创作品，您同意这种说法吗？

　　刘：李安的话说得很对，因为缺少原创。所有的导演都是因为喜欢电影才拍电影，但是作为一个好导演仅仅热爱电影是不够的，你还得热爱生活，要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、源头的发现，你看到的生活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这种东西真正地考量一个导演，技术层面多数人都能达到，而独特的东西是少数人所拥有的。李安的作品有他的特点，很极至，比如像《卧虎藏龙》或者《色戒》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艺术的人。

　　写剧本把我的手写好了

　　问：您在《农民日报》工作的时间长吗？什么时候成为自由作家的？

　　刘：我现在关系还在《农民日报》，不在那里拿工资，但是档案一直放在那里，我现在还是挂名的编委呢。每年报社到下面去征订，他们拉我去充门面，当“三陪”，我都去的，大家关系处得很好。

　　问：您写的是凡人俗事，本人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清高。

　　刘：一般的清高的人都是专业作家，专业作家是拿工资的。那些清高的作家首先应该向我学习，我没有拿过纳税人一分钱，我是一个自由作者，我的钱来自稿费，并且稿费一到我就赶紧交税，我是自食其力的人。

　　问：写作上您追求怎样的境界？

　　刘：当一个人还在把事儿往深刻里说的时候，就证明他还没有达到深刻的阶段。真正达到深刻境界的人，就开始把话往家长里短说了。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登过山顶，他肯定老是说这山顶有多么美妙，什么什么特别好看，咱俩啥时候去吧。但是真正登过山顶，站在山顶的人，他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。

　　问：在人们印象中，作家去写剧本，会把手“写坏”，您是怎么想的？

　　刘：我怎么觉得我把手写好了呢？小说的节奏很犹豫，电影的态度很坚决。写小说的人写剧本，会给电影的结构、节奏、情节、细节带来深厚的动因；写过剧本的人再回头写小说，会给小说带来节奏和情节上的坚硬和爆发力。

　　问：这一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家，无论余华还是王朔，他们新的作品拿出来之后，好像跟大家的期待和想象都有差距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刘：这个困难摆在所有人面前，我想他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。所有朋友、读者就像到车站接人一样，都希望接到熟悉的朋友，对陌生人有一种本能的抗拒。但是对于写作者本人来讲，他总是希望下一个自己跟上一个自己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一再重复，你对写作慢慢会失去乐趣。

　　本版稿件综合《南方人物周刊》、新华网嘉宾访谈等

　　人物

　　 刘震云，著名作家。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。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。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82年毕业到《农民日报》工作。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、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市青联委员、一级作家。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有长篇小说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《故乡面和花朵》等，中短篇小说《一地鸡毛》《手机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改编成影视剧。

火神的光芒

啊，谁认识刘震云啊，问他缺徒弟不啊，我们好有缘呢，我们出生日期差不多呢

小老百姓

刘震云在写实小说里头，算的上最好的之一，到了这一步还评论谁最好，显然没意义，

个人还是很偏好余华的小说

火神的光芒

百姓大哥，偶像啊
我可以认识一下吗，呵呵
还装深沉呢，小样啊

遗失花爱恋

刘振云，家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王楼乡。从小在塔铺乡长大。

火神的光芒

哎呀，我的老家呢，真是的，越说越亲了，嘿嘿

谁说的  他家就是塔铺的 我们一个乡的

在中国文坛，提起“新写实主义”，不得不提刘震云，评论界普遍认为，他的《单位》、《官场》、《一地鸡毛》等，为“新写实主义”作品的代表。
    而让刘震云家喻户晓的，是其被冯小刚搬上银幕的小说《手机》。2007年，他的名字再一次响起，这次是因为他的新书——《我叫刘跃进》，并且，此书也被搬上银幕。《我叫刘跃进》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而此时的刘震云，在想些什么？24日，记者采访了刘震云。
关于写作：小人物，大感觉
    记者：从《一地鸡毛》到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，再到《手机》，写作风格都不同。
    刘震云：对，每一次都是一个转身。
    记者：很多作家坚持一种写作方式，而您为什么每次都要华丽转身呢？
    刘震云：哈哈，我的转身都不是有意的，而是这些作品本身要转身。《一地鸡毛》主要探讨的是大和小的问题；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，主要探讨人的胡思乱想；到了《手机》，是探讨“说”对“想”的背叛，“嘴”对“心”的背叛；这一回《我叫刘跃进》说的是心与心之间，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，相对来说，对生活的理儿偏重比较多。
    内容不一样，写法也不一样。
    记者：您写了二十多年书，这么多年，您对自己的写作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评价？
    刘震云：总结起来我的作品都是“小人物，大感觉”。我曾经说过，写作好像我去汴梁，恰好在路上遇到一个人，停下来一问，竟然也是去汴梁的，于是结伴同行。两人边走边聊，话题越来越深入、透彻。到了汴梁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没有太多纠葛，却有多年后一段偶然回忆。我最大的感悟就是，写作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关于本书：被颠覆了的古老寓言
    记者：您曾说，《我叫刘跃进》是您用现代生活颠覆了一个古老的寓言。
    刘震云：对。狼吃羊是通常意义上的寓言，但这是个羊吃狼的故事。刘跃进就像一头无辜的羊，意外闯入狼群。无论刘跃进，还是寻找刘跃进的人，都同时陷入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。羊和狼啼笑皆非的拧巴，拧巴出的是悲剧，也是喜剧。
    记者：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？
    刘震云：还是我刚才说的去汴梁的道理，《我叫刘跃进》写什么，与哪一个人物相遇，皆是误打误撞，没想那么多。
    记者：《我叫刘跃进》的语言很“家常”，和您以前的小说语言不太一样。
    刘震云：嗯，《我叫刘跃进》的语言，确实“家常”。以前我写作，愿意把事情往深刻里说，其实，这正证明了我没到达深刻的阶段。就像登山一样，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，到了山顶说的就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。
    记者：对，“家常”的语言更难写，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越来越“家常”了，其实正说明他对语言的掌握越来越老到了。
    刘震云：哈哈，可能吧。
关于影视：我从没想过成为名人
    记者：有一个作家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也写影视，不务正业了。”您觉得作家从事影视业，是不务正业吗？
    刘震云：他没有必要“不好意思”吧，很多人觉得文学改成影视，文本的价值就降低了，这是特别糊涂的。各种文体都可以出现优秀的作者，比如戏剧除了出过关汉卿和王实甫，还出过莫里哀和莎士比亚。如果你非要对英国人说，莎士比亚是“不务正业”了，他们非跟你急了。
    记者：您的很多作品也被改变成影视。
    刘震云：这是很正常的事，在我看来，这就像家里有个萝卜，一直是生拌着吃，突然有人说可以炸丸子，就这样做了，很简单。
    记者：但是有人说，如果不是影视，您不会像现在这么出名。
    刘震云：我从来没想成为名人。靠影视出名的不是编剧，不是导演，而是演员。
    记者：哈哈，您现在走到街上，已经能被人认出来了。
    刘震云：编剧有可能写出几篇好的作品，通过不同的渠道让大家知道，走到街上被人认出来，也是很正常的吧。
关于河南：我从来就是河南作家
    记者：尽管您去北京几十年，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把您当成河南作家。
    刘震云：我当然是河南作家，我从来就是河南作家，河南人的许多东西已经渗透到我的骨子里，包括幽默。
    记者：那么我们就来谈一下河南的幽默。
    刘震云：比如，河南人不正经说话。到人家家里去，人家问：“吃了吗？”他既不说吃，也不说不吃，而是说：“你先吃。”说这话不是要吃人家的饭，而是一种风趣。但是别人到他家，他就说：“又是吃过饭来的？又是不吸烟？又是不喝酒？”那人会答：“吃过昨天的了，不吸差烟，不喝孬酒。”挺有趣。
    记者：呵呵，河南的幽默给您的写作是不是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？
    刘震云：这是一定的，不仅是幽默，故乡的生活会对一个人有很深的影响。它影响的是一个人判断世界的标准，你判断东西南北、大小多少，都是小时候养成的，这种标准进而渗透到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。无论人与人、人与世界、生活与艺术的关系，故乡都是一个基本的坐标。
■资料酷
    刘震云：著名作家。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。1973年至1978年，刘震云在部队服役，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开始尝试文学创作。
    刘震云于1982年开始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，1987年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《塔铺》，引起文坛注意，次年《青年文学》发表了他的《新兵连》。随后他进入创作的另一个阶段，写出《单位》《官场》《官人》《一地鸡毛》等描写城市社会的“单位系列”和干部生活的“官场系列”。因这些作品，他被称为“新写实主义”作家。
    此后，长篇小说《故乡面和花朵》以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令人意外的超长的创作时间跨度和巨大篇幅，使疲惫不堪的人们感到震惊。2004年冯小刚把他的小说《手机》搬上银幕。2007年，他创作的《我叫刘震云》再一次备受关注，此书也被搬上银幕。

空格

星云

简要内容：刘震云档案：著名作家。1958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。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。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现有长篇小说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、《故乡相处流传》、《故乡面和花朵》(四卷)、《一腔废话》、《手机》、《我叫刘跃进》等，作品集《刘震云文集》(四卷)、《刘震云》等，中短篇小说《塔铺》、《新兵连》、《单位》、《一地鸡毛》、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等。

2008-1-4 20:12

刘震云

    采访：安冬

    采访对象：刘震云

    刘震云档案：著名作家。1958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。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。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现有长篇小说《故乡天下黄花》、《故乡相处流传》、《故乡面和花朵》(四卷)、《一腔废话》、《手机》、《我叫刘跃进》等，作品集《刘震云文集》(四卷)、《刘震云》等，中短篇小说《塔铺》、《新兵连》、《单位》、《一地鸡毛》、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等。

    安冬说两句：

    第一次听到刘震云的名字，是在1989年。

    那年我刚上大学，新闻课老师是新华社甘肃分社的一个记者。他在第一堂课上就大力推荐刘震云的《塔铺》。同学们都找来书看，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是怎样的，反正我被刘震云文字所表现的那种真诚和悲剧感所深深打动。

    后来特别认真地看电视剧《一地鸡毛》，就因为这剧的作者是刘震云。

    当然，如果说以前我是默默关注他，这两年，想默默都不行了，因为他从电影《手机》开始就成了公众人物，作家财富榜上有他的名字，影视里也有他的身影。

    他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，无论是文字还是个人生活。这并不是什么坏事。

    据说刘震云小时候有三个理想，一个是到镇上做个厨子，二是在一个乡村戏班子里敲梆子，三是当一名乡村教员。这三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能生活在他外祖母身边。

    看来这是一个很重情的人，这从他的作品里也能看出来。不过既然有了作品，他就不是厨子、敲梆子的或乡村教员，而是一名作家。这是意识和职业上的一个转型，自然，后来还伴随着文字风格的转型。

    刘震云对他与自己作品的关系一直有个“去汴梁”的理论，这种理论他说过很多次了，大意是讲，刚开始写作时，写什么，跟谁相遇，都是误打误撞。写了二十多年，突然悟到，应该与作品中的人物相遇，日夜相伴，久了，就成了亲人。这就像，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出发，在一棵大树下相遇，都是去汴梁，于是结伴而行。走着走着，更熟了，开始说些各自的心里话，像亲人一样。到了汴梁，因各自要做小买卖，两人揖手而别。过了多少年，再想起，相遇犹如当年。

    这种比喻比较让人会心一笑，跟他的作品一样，属于典型的“刘氏幽默”。这种幽默，在他的最新作品《我叫刘跃进》里也能见识得到。

    小说如同一门手艺

    安东：对你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19年前看过的《塔铺》，那种纯粹的情感让人动容，但是后来，你改变了风格，应该是从《一地鸡毛》开始吧，笔锋开始有了嘲讽和幽默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？

    刘震云：改变是必然的，寻找新的东西才有意义，如果只是进行类型化写作，我就会失去乐趣。一个作者的价值，就在于下一篇作品要和上一篇作品不一样，其实大多数的作者都是这样希望的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。每次写完一本书以后，我会很自然地离开当时的写作状态，往前走着走着，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。当然读者总想见到熟悉的面孔，对陌生的东西会有种本能的抗拒。

    安东：抗拒会有一些，因为你前后变化比较大。看《塔铺》和《故乡面和花朵》时，我觉得你比较“本我”，但后来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

    刘震云：就写作风格而言都是“本我”，但内容上不见得一定有作者本人的生活投射。《塔铺》是我早期的作品，它曾经赢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现在看来，这篇小说不见得写得有多么好，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我第一次通过写作，找到了内心跟世界之间的某种关联。

    安东：你的作品一直关注百姓题材，是不是也是展示更多百姓的内心与世界的某种关联？有人说你是“平民作家”，这你认同吗？千万别说，我只关心眼前的文字，其他的所谓称呼我不在意。

    刘震云：看得出来你比我在乎这些称呼。扣在我头上的各种帽子太多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更希望对我的作品定位，而不是我个人，如果让我来定位，我会把“小人物，大感觉”定为我作品的基调。

    安东：这两年你成了公众人物，应该说这是你所说的“去汴梁”的另一种必然生活状态，看来，你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种改变？
刘震云：我经常说小说如同一门手艺，而且对别人来说，他不看小说，不看电影也死不了，这事其实没多大。既然是门手艺，也就艺不压身，你会打狗也会撵鸡，会拉琴又会敲梆子，这都不是坏事。